我读︱中文打字机：从知识的角度发现历史

2012年春我在台湾大学交换学习。一个周末，我全无计划地去阳明山游览。眼睛瞥到有一站是“林语堂故居”，只想进去随便看看就走，谁知我却被里面的陈涉深深吸引了。那时我尚未读过林语堂任何作品，吸引我的自然不是他的书架。让我惊讶的是，他曾经发明了一台中文打字机！我也曾经设想过，如果要是有台中文打字机，能让人像输入英文一样便捷，伴随着嘀嗒叮当的清脆声，就将思维之水流淌成墨迹之河，该有多好。可我深知那难以成为现实。中文和西文在构字上的根本差异，阻碍了类似技术的出现，只是略想一想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匆匆而过，我没有深究林语堂发明的打字机究竟如何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不过他的发明，宛如一座纪念探索古老秘密的勇士碑，长久地矗立在我的心头。

直到最近，我读毕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张朋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方才意识到，林语堂的工作是近百年来中文书写技术发展史上的精彩一环，其背后则是中文融入以英文为主导的国际信息交流体系的漫长奋斗之路。个中的矛盾冲突，不尽然出自技术层面，更多来源于文化和心理的差异。换言之，探索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史，固然是一种技术历史的整理，但将之视作从知识的角度发现近代中国走向世界历史的另一个侧面，甚至更有意义。

林语堂发明的“明快”中文打字机

中文打字机的技术路径和文化意义

全书引言和结语之外一共分为七章，讲述了中文打字机发明的历史背景和技术路径。其核心的问题意识在于，打字机是配适英文为主导的拉丁语系文字的发明，与之相反，中文打字机虽屡有人尝试，却最终无法如英文打字机一样，以“所输即所得”的方式，完成录入至打印的全过程。以中文打字机为代表的汉字的突围史，既包含西方认识东方文化的历史，也包含东方认识自身的历史。

在传统的西方中心语境下，并非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的中文，似乎天然不适合打字的模式。正如作者展示的那样，林语堂之前，试图发明中文打字机的语言学家和工程师们，抑或说尝试将汉字技术化的工作者们，设计了三种技术路径：常用字（common usage）、拼合（combinatorialism）和代码（surrogacy）。三种路径与英文打字机的“输入—输出”模式都不完全一致，又有接近之处，表现中文出在一种强势技术文明面前，既不至格格不入，又难以完全另辟蹊径的尴尬境地。

试图挑拣出最常用的汉字，并以之为基础构建中文打字机的基本字库，源自小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对汉字的理解。他对自己翻译的《大清律例》使用的汉字作了字频的统计，认为只要掌握2000个汉字，就能掌握中文。这种速成式的理解对初学语言之人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可以看到，后来主流的中文打字机都基于常用汉字字库的理念，以“挑拣”而非“输入”汉字的模式，完成基本的打印。不过可以想见，基于这种理念成型的中文打字机，输入效率令人担忧。

组合式的中文打字机，源自于对汉字构字法的探索。最早尝试者是法国汉学家包铁（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和字体设计师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他们设计了一种拼合活字理念，据此将之拆分。这一路径也后继有人，不过更可取的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将汉字打散，作类似针对字母文字的解剖考察。

代码的方式是一种更为抽象的认知汉字的方式，它赋予汉字一种编码的传输策略。将汉字转化为代码或者用代码编订汉字，并没有直接催生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而其更大的实践场所在电报领域。在电报领域，所有语言都需要遵循“点—划”传输协议，而其更基础的语言逻辑则是英文和摩尔斯电码之间的拉丁字母传输协议。中文电码是以阿拉伯数字担任二重中介的准加密代码。如此操作的代价就是中文电报传输过程中的低效率以及被国际电报领域的某种程度的排斥——中文似乎徘徊在规则之外，成为特例。

读书至此，中文打字机的意义，抑或说为了发明中文打字机，而开启的中外学人、商人和电报从业者对汉字全方位的拆解、赋码和拉丁化的所有尝试，都已经超越了一种书写工具本身，而上升到一种对于以文字和书写工具作为文明标志的全方位检讨。长期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汉字、书法、书写方式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阅读习惯、文学成就和审美享受，都和19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工业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异。

人类学的长期积累已经证明，凭借单一的标准而将某种文明判定为“低级”是非常错误的认识。类似的情况只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才会广为出现。不过学理的探究毕竟小众，无法在广泛的社会心态中占据牢固的席位。毫不客气地说，比较才是人类的天性。无意识地区分高下并形成有意识的优劣评价，在人类社会中是常见的情形。所以，发明中文打字机不仅仅有商业上的需求，还有着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文化自强的深层涵义。技术领域的前沿产品不期而然地担负起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象征物使命，进而成为理解中国近代技术和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

墨磊宁著《中文打字机 : 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张朋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从知识的角度发现历史

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直接从中文打字机出发，而是从打字机如何成为今天常见的样子入手，讨论了为何人们普遍认定，打字机一定是“有按键的”或者“每个按键对应一个字母”。这个思路是全书最具启发性的见解。它提示人们注意：一旦我们的头脑被概念束缚，我们又如何打开通往真相的大门呢？

中西史家向来有追求真实的传统，无论司马迁还是修昔底德，都在某种程度上声称自己的撰述是可靠的事实。然而墨磊宁提醒我们，人们之所以对打字机形成类似固有印象，是因为雷明顿公司在全球的垄断地位，使得该公司主打的按键式打字机形塑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进一步申明，历史学家所谓的真实，除了受到社会环境和文化心态的影响，还可以更具体地发现，某些技术和知识，其实也会形塑他们的观念。比如说，以简牍和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完成日常行政工作，记录语言和行为的民族，或许不太容易体会以口头交流完成行政工作、依赖记忆保存和传递知识的民族行为。

进而可以意识到，书写传统和口头传统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可能大于游牧和农耕生产方式的作用；甚至传统叙述中的马背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区别，如果表述为“口传民族”和“书写民族”，大致更能直观揭示他们在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上的差异。

19世纪打字机的发明及全球扩张的历史，则是以英文为思考基础的知识史和技术史。如希伯来文是“反向”的英文，阿拉伯文是“连写”的英文，俄文是“采用另一种字母”的英文，暹罗文是“有过多字母”的英文，法文则是“带音调”的英文。倘若认识世界已经限定了一个固有的文化前提，那么在文化原则之外的特例，自然就被打上了“落后”的烙印。今日不会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承认汉字是“落后”的文字，而历史上类似声音的出现，告诉我们知识或者技术会限制人们的视野与观念，由此形成的宝贵见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时，如果忽视了前置的、先验的和默认的知识或技术层面上的限定，那么在解释史料的时候就难免存在一种隔膜或误解。

从知识的角度发现历史应该形成今日史学研究的一种当然路径，其背后是对人们头脑中约定俗成或者根深蒂固常识的一种反思。

知识传播自有其规律，其中之一便是节约成本。换言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直接的路径就是最优的选择。中文打字机的诞生之所以困难重重，实在是因为为了适应汉字的造字规律而打破已经成熟的按键打字机模式，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从全书的讨论来看，林语堂发明的中文打字机是最成熟的按键式中文打字机，其功能最接近英文打字机。但因为销售不畅，他背上了巨额债务，这一款打字机也没有量产。相较而言，之前广泛推广的拣字式中文打字机，反而依旧是中文打字机的主流。

这种吊诡的现象固然令人唏嘘，但也并非全无轨迹可以把握。立足于英文语境的现代打字机商业模式，排斥中文的理由是输入迟缓；而当近似英文打字机的中文打字机发明出来时，又因为成本等问题无法推广。左右打字机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由此可以理解为，技术和知识生产生存在路径依赖，人们更愿意做改良的工作，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全新创造。

1950年代以后，中文打字机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巨大的推广，那是因为三个主要原因：群众对知识生产的参与、政治话语的高度固定化、从事政府事务的中文打字员人数大幅增加。其中最为核心的应该是前两点，即群众根据个人经验对大量出现的固定化的政治话语完成个性化重新排列，由此实现了拣字效率的巨大提升。与其说这是某种真实技术的飞跃，不如说是操作层面的改良。当后者的成果堆叠取得接近甚至等同前者的效果时，技术的革新意义也会被消解。

回顾历史与关照现实，会发现类似的情况无数次的重演。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史书记载，南北朝时期，很多人都有背诵《汉书》的能力，然而其中有些人家中并没有《汉书》。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即便有部分人能够背诵《汉书》全文，更多的人可能记忆的是节略本的《汉书》。人们会选择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接受知识，同样他们也会选择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认识世界。

关于成本的考虑，这是人们研究历史时往往忽视的要素，而在事实上又往往是历史的决定要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固然可以欣喜地发现，足以把握到一条理解历史和人群的规律；但也不得不悲观地承认，人群之间的误解不可避免，其根源便在于直接与简单的归纳方式永远存在。

“明快”中文打字机

重新审视偶然的意义

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又提示了另一种我们应该看待历史的路径，那便是尊重偶然、承认偏差。

尝试用拼合法拆分汉字的包铁和李格昂创制了一种中文字体，试图同时呈现书法美学，也能体现模块理性。尽管他们的工作成果见仁见智，不过在西方人主导技术发明中，将保护汉字之美设为前提条件的做法，仍然足以让中国人倍感欣慰。二人开创的拆分工作没有成功，而他们作为字型设计者的探索之路，无疑增加了中国人理解汉字的角度，给母语者更加珍惜民族文字的机会。这种结果，反而又再另一层意义上代表着成功。

同样，面对西方对电报编码的垄断，中国电报界的活跃创新团体，开始尝试在阿拉伯数字之上，增加对中文的编码中介层级。这样一来，新的字母编码和传统的数字编码互相配合，反而更加提升了中文的传输效率。用墨磊宁的话说，从微观历史的层面看，这些尝试都旨在实现各种便利：使中国的电报员能够在外来的、陌生的字母数字环境中工作，加快其检索某个汉字或编码的速度；而从宏观历史的层面看，所有这些局部的努力构成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潮流，即争夺“符号主权”。普通电报员高度本地化的活动，发起了对掌握在西方手中的电报体系的反包围。如此细节的工作，居然有着惊人的重要意义，这是我在阅读本书之前完全不曾想到的。零星技术改良的宏观意义，只有在形成合力时才会被人重视。

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吸收借鉴了中文电报技术，将汉字转化为代码，通过操作键盘控制系统，选拣汉字。林语堂将其解释为打字的过程类似于打一个由三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单词，只不过前两个键是用来将该字引至打印位的，而在按下第三个键时，整个单词才被打出来。或许可以这样说，到了林语堂的发明为止，人们长久以来期待的按键式中文打字机真正出现了。可是这台打字机并没有依赖前人尝试的设定常用字和拼合汉字方式实现“所输即所得”，反而是借鉴了代码的形式通过“所输非所得”的方式。前人的种种努力总在不经意处开出硕果，而导致真正预想结果的工作，却未必始于最初的设计。

科学技术的创新总是提醒人们，历史经常是以变化和动态，而非以恒定和静态的形式前进。历史总是在不经意的地方，由意想不到的方式取得突破。诚如约翰·威廉斯在《奥古斯都》中借梅塞纳斯之口说出：“世界的众神与诗歌的众神实在是智慧的；因为不知道多少次，他们将我们保护在我们一心奔赴的终点之外！”尊重历史中偶然的价值，承认偏差同样拥有意义，或许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看待历史的多一重考虑。

最后，重新回应下本文标题。时至今日，知识史的研究已经从以书籍为中心扩展到了以知识为中心。无论是对诸如印刷术、书籍制作和打字机发明等“硬技术”的研究，还是对图书制作、出版分销和图书分类等“软技术”的讨论，都给今人带来了关于知识生产、储存和传播的不同视角。这是将人们本就熟悉的领域翻新重耕的过程。追求知识在现代国家教育体系的规训中，是不言自明的本能，是否存在研究的价值？正如海德格尔的名著《什么是思想》一样，难道还有人没有思想？换言之，知识史对于知识的研究，一如哲学对人思想的研究一样，是将人们熟悉的“常识”至于客体的位置上重新审视，通过变换视角、切换场景、调整焦距、解剖放大种种方法，得到全新的认知体验。从知识的角度发现历史，一定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场域。